或许，《孽子》依然是我们的名字…
青春鸟在不同年代破壳而出，披上新生的羽绒，飞落公园那澄黄的光线。1983年首度成书出版的《孽子》，或许不是台湾文学作品中率先以同志为主题的作品，然而却无疑是影响最为深刻长远的一本。
现代的孽子们或许不再去新公园了，也不必再以实体的相本纪录每只青春鸟的样貌——大家都用手中的智能手机交友了，而脸书与Instagram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鸟集。同志们现在甚至都已经可以结婚了。然而，照片翻过一张又一张，在交友软件上左右滑动的「来配对」「不是菜」，相片的颜色与记忆同声随时光褪去，城市男同志一代复一代，依然群聚复离散，相濡以沫，而后相忘于江湖。
可1983年直到现在，三十八年的时间，无论这部小说如何「经历不同面貌的变奏」，《孽子》帮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我们曾经是不被喜爱的人，我们曾经是艾滋病的同义词。孽子之「孽」，是我们彼此在彼此身上找到的，属于自己族类的共同伤痕。而数十年来，这伤痕愈合的过程，正好与当代同志「骄傲」倡议所主张「做你自己，且别管他们怎么说」的精神不谋而合。
在1986年，《孽子》由虞戡平执导，首度改编成电影，以当时台湾甚至尚未解严的社会背景来看，可谓是一次相当大胆的尝试。
然而，《孽子》真正在我们的时代爆炸性地（或许，相较于八零年代的小说文本一刷再刷，应该说是『再次爆炸性地』）发光发热，则是2003年曹瑞原导演、（台湾）公视制作播出长达二十集的电视剧。当年首播的二月，甚至早于台湾第一次同志大游行的十月份（与近年来台湾同志游行动辄十余万的参与人数相比，那年从新公园走到西门红楼的短短路程，仅集结了不到两千人的参与）。那还是个看到电视上男男亲吻，爸妈会尴尬地转过头去言不及义聊家里大小事的年代，那还是个，国中高中对自己懵懂无知的情欲稍有理解，却不知道如何表述的青春鸟们只能秘密探索着自我认同的年代。
但那毕竟是电视啊——如此强势的媒介，描述着那么弱势的我们。孽子们从现实里走进了小说，这时，才真正从纯文学的殿堂，走进了流行大众文化的视野。 2003年的孽子们，激动地看着当年乍紫初红的范植伟、张孝全、金勤饰演的阿青，老鼠，小玉，跑过眷村的巷口，跑过公园的荷花池，跑过日式的红砖楼，跑过狩猎者与猎物窜逃的地带，也像是跑过了我们的青春年代。
我们像是终于被看到了。终于可以被谈论了。
可无论电视小说抑或现实，2003年的荷花池还是荷花池，老鼠依然是老鼠，南瓜，也还是南瓜。那往常为人昵称为妹子亭的所在，尖声调笑，或在回声舞台上高喊着平时无法言说的，那一个个校园里令人冲动令人心悸的姓名。有时则只是寂寞，只是不多不少的寂寞。
2014年，曹瑞原再度执导将《孽子》改编为剧场作品，登上戏剧院的大台。短短三个多小时的作品，自然无法完全承接小说作品、甚至任何一个男同志个人史的每一个细节——有观众惊叹于剧作广纳形式百川，大胆以舞蹈、声光、配乐的写意手法交代《孽子》们的爱恨纠葛，却也有论者批评剧作过分强求对原著剧情的重现，但为了演出篇幅必须删减原著内容，而使得同志们「不是爱得死去活来，便是爱得没有道德伦理，仅突显同『性』之间性的张扬、爱得极端，却未见同志之间对于情爱认同的挣扎、与生存于外在世界所背负歧视迫害的压力。」
是啊，2014年那时，台湾同志游行已经起步走了超过十年，当年的游行主题是「拥抱性／别‧认同差异」，同志社群与爱家护家爷爷奶奶消失了联盟的斗争正如火如荼，《孽子》的剧场版本究竟要不要如此政治正确（又政治不正确）地「在今日，依旧将这群同志放逐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的边缘，仍独自彷徨街头，无所依归」 ，也在社群内部掀起一阵讨论。
幸而孽子们依旧是孽子，我们既不依循任何的道德，也就无需照顾任何人的感情。我们不断进化着，更高度地参与公共事务，并在政治上集结、形塑了足以在公共政治上争取权益的主体。孽子们的历史从小说描绘的七零年代开始，毕竟就是一部边缘与体制、少数与多数对抗协商的社会史。从逐步被摧毁、被蚕食、被改变、被净化的新公园，到了终究位于人群边境、道德禁区的酒吧与舞厅，接着，男同志来到了红楼广场。因着游行，来到街头。
因着社会的不公，而改变社会。
已经2021年了——2020年重制版本的《孽子》剧场版，或许依然未能回答跨界改编作品「对于男同性恋族群的描绘，是否也在无形中落入社会对其之刻板印象」的提问，但孽子们活到现在，迎来同志文化最百花齐放的年代，离开了柜子，正发觉房间其实宽朗明亮。
或许《孽子》依然是我们的名字。
但是抱歉——经过了这许多年，孽子们终于知道，我们并没有对不起谁。这一切，可能都是白先勇笔下的那座公园开始，后来的故事，则是所有「孽子」们所共同谱成的。
敬每一位孽子。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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